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义制度，必须不断推进国家制度建设的法治化，全面实现法治建设的制度化。

这一工作机制和诉讼体系包括权利告知，听取意见，证据开示，具结书签署，量刑建议的协商、采纳和调整，认罪认罚的反悔，等等。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公布，确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部门，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争议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开始从对抗制转向协商、合意制。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的大修，对庭审方式进行了改革，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作用。在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值班律师可以定期值班或轮流值班，律师资源短缺的地区可以通过探索现场值班和电话、网络值班相结合，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毗邻设置联合工作站，省内和市内统筹调配律师资源，以及建立政府购买值班律师服务机制等方式，保障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有序开展。全面贯彻和实施《指导意见》，必须充分认识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

关于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和职责，增加规定了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审查，量刑建议的采纳及量刑建议的调整，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等等。二是适时提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其三,在突发事件应急状态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肯定要着眼于抑制突发事件,从而必然要扩大政府公权力,消减公民私权利。

当然,宪政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蹴就的。摘要:非典突发事件从新的角度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挑战。国外不少国家在宪法中对紧急状态(stateofemergency或publicemergency)和紧急处置权(或紧急权)(emergencypowers)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教育政府官员必须具备宪政意识,牢记我国宪法要求的对人民利益负责的宗旨外,还必须切实推动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得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按照法律要求的向人民负责的宗旨运行。

为了使上述这些做法和观念不仅仅是被当作应急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我们还要继续使其完善和发展,使它成为我国政治体制中一以贯之的制度和观念,从而切实推动宪政在我国的发展。这种非常时期的做法符合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是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例如,公权力的扩大超过合理范围、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借机滥用职权、紧急权适用期间过长等现象。

只要处理得当,突发事件就能起到推动法治实现跳跃性发展的作用。其理由如下: 1.突发事件为法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诉求和空间。法国宪法规定:国务会议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但是只有议会有权把紧急状态延长到12天以上。(2)与此相应,为了全社会和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和长远发展,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或限制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比如《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县以上地方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批准,可以宣布疫区。当然,条例的规定可以被解释成是对其上位法的深化,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这种规定自然有其紧迫性和现实合理性,但是,对于公民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应当是由法律而非法规来规定,这就带来了在突发事件过去后尽快对于已有的相关法律的重新修改和协调的问题。进入专题： 非典 突发事件 紧急状态 。在抗击非典斗争的初期,由于瞒报情况较为突出,群众虽然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这就出现了宪法规定与政府机构实际运行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宪法,但尚未建立真正的宪政。这已经成为我国宪政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在应急状态下采用这一原则的时侯,合理的度和衡量标准也要符合紧急状态时期的形势和客观条件,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正常状态下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可采用绝对等量的公式为标准,必须允许一定的公差度,以避免出现因为担心超过必要的界限而放弃应当履行的职责,从而造成更大危害后果的现象。诸如借抗击非典为由拦路设卡,强行收取消毒费的做法,就违背了这一原则,因而是一种表面上具有法律根据(符合法律形式要件)而根本违背法律原则和精神(不符合法律实质要件)的非法行为。

但是有了宪法并不一定就当然有了宪政。非常时期并非法律真空时期。其次,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制定的法规显然不能涵盖所有的突发事件。如前所述,我国在应对非典袭击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也历来是党和国家的政治信条。尤其在紧急状态情况下,对比常态而言,法律体系(特别是我国发展中的法律体系而言)中的缺漏、模糊,甚至是失误肯定存在。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官本位和长官意志等观念和做法的影响,在应急状态下的立法尤其要注意防止紧急权滥用等负面效果的发生。对在防治非典工作中思想不重视、措施不落实的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致使出现疫情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致使疫情扩散和蔓延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个人是社会的最小的分散实体。法律体系永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不完善的体系。

虽然在突发事件初期政府工作出现一些失误,但只要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利用公共领域利益一致、目标一致的有利条件,就会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并极大地推动法治的发展。在其他方面,如病人废弃物、被污染的器械、传染病人尸体的处理等,也都有待于进一步细化。

对于自由裁量权的适用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于紧急状态情况下的应急权的认识的提高而更为规范。2.疏通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这不仅误导了民众,而且在国际上对我国的形象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当现实法律体系中对于某些突发事件和情况的规定并不明确时,应当允许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突发事件和情况。

此外,在疫情的公布问题上,集权体制下形成的内外有别的陈旧观念无视法律要求的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的义务,淡化非典疫情造成的严峻形势,任意缩小发病数字。他们不是对人民负责,不是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的宗旨,而是对上级负责、对自己的仕途负责,甚至完全把自己个人的利益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

自由裁量权的应用范围和程度与法制发展的状况相联系。同时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也能够打破平时条块分割的局面,有利于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和整合,从而促进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健全。

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制定如此多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这也是一个新的气象和做法,形成一个良好的依法行政的范例。但是,这种超出法律范围的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必须与前述诸项原则同时适用,即自由裁量权必须有更为广义的法律的根据,如符合法律内在原则、目的和逻辑的要求,必须是为了公众利益,必须具有必要性,必须公开透明和相应的职权和程序。

如萨维尼所说: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因为,(1)应急状态需要政府承担起法律赋予的应急职责,发挥领导和指挥核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政府的权威采取非常的应急手段(紧急处置权)应对突发事件,从而必然扩大政府的权力。例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对于传染病病人、传染病疑似病人和与病人密切接触者所采用的措施在性质、方法和程度上都有不同,因而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征用有关财产时,必须有法律根据和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决定。不应回避的是,在此次非典事件中,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在初期仍采用长期存在的惯性思维,对上负责,更多地考虑的是所谓大局和稳定,两会期间不能出事。

这一原则的现实作用在于防止个别官员假借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实现打击报复、保护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内很容易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从而为法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应急状态下行使紧急处置权的原则 应急状态或紧急状态使政府拥有更多的紧急处置权,对于公民权利的限制也多于正常时期,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滥用职权和不必要地侵犯公民权利的后果;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能造成推卸紧急处置权的情况。从此次应对非典事件的过程看,下面一些具体措施的法制化对于我国宪政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尽管整体上此时的立法操作性较强,但也容易忽略一些具体操作规范和程序。2.突发事件给社会和大多数人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灾难,但同时它所引起的紧急状态也会使社会和大多数人产生共存共荣的整体观念,从而提供一个有利于法治发展的公共领域平台。